近日，电视剧《大生意人》热播，将一段清末商人“以商报国，为商立传”的传奇呈现在观众眼前，也再次唤起人们对传统商帮文化的关注。在华夏商业文明的星河中，鲁商作为与徽商、晋商、浙商、粤商齐名的五大商帮之一，其独特的气质犹如一幅淡雅而深沉的水墨长卷——他们不仅是精明敏锐的生意人，更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润、胸怀家国天下的“儒商”。
文|刘永加
齐鲁大地历史悠久，物产丰饶，地理位置优越，历来是发展工商业的宝地，这里诞生了与徽商、晋商、浙商、粤商并称五大商帮的鲁商。
所谓鲁商，从历史起源来看，狭义上指先秦时期鲁国的商业活动，但当时更耀眼的是齐商，得益于齐国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政策。而广义的鲁商，则是齐鲁文化融合后，以“鲁”为代称的山东商业群体，其精神内核是厚德、诚信、务实、创新。
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
追溯鲁商的源起，最早却是起步于齐国。姜太公受封于齐之后，并未困守农本，而是前瞻性地推行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国策，开创了因地制宜、重视流通的治国传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盛赞：“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。”这不仅是对物阜民丰的描绘，更是对齐国商业文明的肯定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也说：“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，少五谷而人民寡，乃劝以女工之业，通鱼盐之利，而人物辐辏。”
展开剩余76%齐相管仲提倡发展经济、积财通货，设立“轻重九府”，即掌管财政的九个官署；还在齐国划分出适宜商品贸易的区域，分为二十一乡，包括工商之乡六个、士乡十五个；主张“聚者有市，无市则民乏”。
齐国的纺织业一直很发达，到了汉初，朝廷在临淄设立官方纺织机构——三服官，齐鲁地区成为丝织品的主产地，“天下之人冠带衣履，皆仰齐地。”鲁国植桑养蚕普及，丝织业也慢慢发展起来，有了“鲁缟”等精美的丝织品，名扬各地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有载：“鲁人身善织屦，妻善织缟。”
鲁国是儒家学说发源地，儒家创始人孔子也主张通商惠民，其核心是“义利之辨”，提出“义以为质”“义以为上”等思想，为商业活动确立了道德准则，强调商业行为应符合“义”的原则，追求正当利益。
曹邴氏是经营铁业，兼营贳贷、贩运的鲁国大商人，据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鲁人俗俭啬，而曹邴氏尤甚，以铁冶起，富至巨万。然家自父兄子孙约，俯有拾，仰有取，贳贷行贾遍郡国。邹、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，以曹邴氏也。”在曹邴氏的影响下，邹鲁之地的许多文学之士也心动，“好贾趋利，甚于周人”。
曾以“居家则致千金，居官则至卿相”为座右铭的范蠡，在功成后隐居经商，选择山东陶地（今山东定陶）作为经商起点，化身为“陶朱公”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，并三次散财济贫，既体现了其商业才能，也彰显了“富好行其德”的仁者之心。他还把自己的从商经验和致富秘诀传授给那些慕名而来、虚心求教的人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记载了一位名叫猗顿的鲁国人，“鲁之穷士也，耕则常饥，桑则常寒”，无奈来到陶地，向范蠡求教，“闻朱公富，往而问术焉”。范蠡不吝传授宝贵经验，提出自己的建议，“朱公告之曰:‘子欲速富，当畜五牸。’”猗顿勤于经营，十年不辍，遂至巨富。
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
至唐代，随着市坊制度的突破与全国市场的形成，山东地区的商业进入新的活跃期。在一些城市，店铺林立，货物充溢，商贾云集，到处都是商品交易的繁忙景象。农村集市贸易也得到了一定发展，当时称为“草市”或“墟市”。诗人张籍《泗水行》诗中云“城边鱼市人早行”，描写的就是泗水城边的“草市”。
唐代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中记述了一幅市井风情画面：“自邹、齐、沧、棣，渐至京邑，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”驿站道旁，店家将煮好的茶汤置于案上，往来行人无论士农工商，只需按价投钱，便可自取自饮。这“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”八个字，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，闪耀着早期商业文明中难能可贵的人文光辉。
宋代，山东继续保持城市商贸繁荣，同时新兴起了许多城市和大批商贸市镇。宋哲宗时，青州为京东东路治所，“号一都会，士知礼义，境控海山，厥民富饶”“风物茂盛，雅俗杂处，修涂四达，富焉庶焉”。定陶当水陆交通要冲，“乃东运之冲，其后河截清水”，宋初在此置发运务，后改为转运司。这些都为齐鲁商人提供了广阔的经商舞台。
宋代齐鲁商人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，“重义轻利”形成共识。莱芜人吕规充分利用当地冶铁业发达、取材便利的优势，“募工徒，斩木锻铁，制器利用，视他工尤精密。人人予一，己独予三；人出取三，我独取一。”因其精工制作、质量上乘、价格优惠，市场占有率很高，“凡东州之人，一农一工，家爨户御，其器皆吕氏作也。”吕规在发达后，对“乡人贫病不能出门户，婚葬失其时，四方游士颠顿道路不得归，力振翼之”，诠释了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情怀。
捐膏火，设义塾
明清时期，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，山东段成为连接南北的经济动脉。沿岸的临清、济宁、德州等城市迅速崛起为商贾云集的漕运码头，鲁商借着这条水运大动脉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足迹和货物流通到了全国。
自古山东人就以吃苦耐劳、勤奋能干而著称，进而在全国各地都打出了齐鲁商人的品牌。清末夏仁虎在《旧京琐记》中写道：“北京工商业之实力，昔为山左右人操之，盖汇兑银号、皮货、干果诸铺皆山西人，而绸缎、粮食、饭庄皆山东人……鲁人勤苦耐劳，取而代之，久遂益树势力矣。”
活跃于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淄川商人毕丰涟的创业史，是鲁商吃苦精神的缩影。乾隆年间开始，淄川出现小机户，栗家庄树荆堂恒盛机房的创始人毕丰涟以一张织机起家，他不辞辛劳，亲自扛着丝绸到周村绸货市场挨门兜售，其生意越做越大，机房规模不断扩大，最终有了树荆堂的辉煌业绩。
“以诚待人，诚实无欺”的经商理念根深蒂固，从而树立了山东商人的良好形象。如明代莱阳商人左文升，他的朋友周继先把200缗钞交他代为经营，并约好了二分的利息。后来，钞价上涨，利息也上涨二倍，左文升却将获得的全部利息都给了周继先。周继先说：“价有定议，外不敢取。”左文升答道：“尔钱获利，何敢以私？”两人之间诚信、不贪、互让的美德，被广为传颂。
潍坊杨家埠年画兴盛于清代，当时非常畅销，有时甚至先收钱、再印画，以至于出现了人等货的局面。画商来杨家埠采购年画，多数要住一段时间，才能拿到货，画店就免费留客商住宿，并供应小菜与开水。杨家埠当时有三十多家画店，每天接待画商达50人以上。这样一来，画商与画店逐步建立起固定的供销关系，使得杨家埠年画更加扬名天下。
明清时期，齐鲁商人在积累财富后，普遍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他们重教兴学，出资修建官学、兴办义学、筹资创办书院等，为乡人创造良好的受教育条件。一些在外地的齐鲁商人，还会在经商属地兴学。清代栖霞商人冯秉忠于北京房山一带贸易经商，“邑里及房山各捐膏火设义塾，且令子钧踵行之，前后计费数千金”，他不仅自己在房山捐资兴学，还让儿子继续他的资助事业。
纵观数千年鲁商史，有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贯穿始终，那便是“以义制利，义利兼顾”的儒商品格。在今天，其重然诺、讲品质、有情怀、担责任的精神内核，依然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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